尽管不被允许，国内地下商业代孕市场仍暗流涌动。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近日采访多家地下代孕中介机构发现，在大量的需求下，有的机构声称去年营业额过亿，有的机构被查后，换个地点重操旧业；疫情发生后，因到国外寻求代孕受阻，转向国内地下市场的订单明显增加。
代孕
国际上对商业代孕持禁止、合法及仅允许志愿代孕三种态度，我国目前完全禁止代孕。但专家分析指出，国内规制代孕的方式仍停留在部门规章层面，立法方面并未明确。代孕产业在“政府不允，法律不禁”的现状下滋生，传统的生育秩序和伦理道德不断被冲击。
多位专家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面对国内火爆的地下代孕市场，应该“疏堵结合”，在禁止商业代孕的同时，监管和立法层可以探讨是否允许志愿代孕的存在。
辅助生殖市场的供需失衡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2019年12月发布的《发现精子发育过程中蛋白质翻译激活重要机制》一文披露，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近20年不孕不育率从6.9%升至17.1%，其中近50%是男性因素导致。
受环境污染、生育年龄推迟、生活压力增大等因素影响，这一数据还将不断提升。咨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调研预计，我国不孕不育率到2023年或将增长到18.2%。
此外，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以来，70后、80后加入了再育的行列，高龄孕妇井喷式增加，由于年龄等因素自然受孕困难。同他们一样渴望拥有孩子的还有众多失独家庭、“LGBT” (包括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群体。
不少人将希望寄托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ART），该技术主要包括人工授精（AI）和体外授精-胚胎移植（IVF-ET）两大类。
国家卫健委曾设定以常住人口数、人口服务量比两类方法测算批准提供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医疗机构应有的数量。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8年底，国内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达498家。其中，北上广合计超90家，498家中绝大部分为公立医院。
但相比于2016年底，经批准的451家医疗机构，两年增加47家。
“辅助生殖行业准入牌照审批标准及审批周期明显提高，行业后进入者发展受限。辅助生殖行业牌照较为稀缺，顶尖公立医院供不应求，等位时间较长。”华金证券分析师周新明分析。
相对约5000万不孕不育患者数量，国内经批准的辅助生殖机构处于严重供不应求的状态。
2016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时任国家卫计委副主任马晓伟也曾提到，国内经批准的辅助生殖机构年均完成70万例辅助生育手术。
有分析认为，收入增加使得对辅助生殖治疗费用承担能力提升,辅助生殖医疗机构具有明显的头部效应，患者对成功率的要求高于对服务质量要求。结合辅助生殖本身治疗周期长，综合因素加剧人口密集地区的辅助生殖机构火热程度。
微博上出现的“助孕”广告
据媒体报道，一些一线城市的试管婴儿手术，患者平均需排队半年甚至更久。
近年来，虽然资本也嗅到了辅助生殖市场的“蓝海”，并跑步进场、频频布局。但有专家预计，辅助生殖市场供需不平衡的矛盾在短期内仍难以调和，缺口将进一步扩大。
这种背景下，代孕公司所承诺的“包成功、包性别”诱惑，让这个“地下产业”暗自运转。
